从古代雅典衰落说起 编辑

本期作者:萧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雅典民主制的重大缺陷

西元前415年——距今2431年——初春的一天,雅典人召开了一次不仅对自己很重要,在后世政治学史上也极为知名的公民大会。这次公民大会是雅典帝国衰落的开始,也是人类自治与民主政治并不容易的一个典型例证,甚至缩影。

这次公民大会的内容是讨论远征西西里,各派主要政治家都作了陈词,甚至辩论,比如亚西比德和尼西阿斯。公民大会作出一些奇怪的——并且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决定,比如,坚持继续任命极力反对远征的尼西阿斯为远征军三位指挥之一,有渎神嫌疑的三位指挥官之一亚西比德出征前主动提出的调查请求未获准,却在战事进行过程中被召回审讯,导致其叛国。安排的三位指挥官,观点各异,甚至对立,虽然远征本身是否是最大的错误在历史上一直有争议。

萧瀚:自治并非易事——从古代雅典衰落说起 | 学术剧7.2

雅典西西里远征的三位指挥官之一亚西比德

雅典派出最精锐的主力远征西西里,其目的主要是垂涎于信息并不确切的财富,既无国防,也无实际和近在眼前的政治战略需要。西西里的厄基斯泰人(Egestaeans)为了对抗叙拉古人,谎称西西里各城邦的金库和神庙里有很多钱,竭力怂恿雅典人介入西西里事务,这无疑激发了雅典人的贪欲。

这支雅典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军队,由134艘三层桨战船、130艘供给船,共25000名士兵组成,随着战事的展开并且逐渐处于失利状态后,雅典又应尼西阿斯请求,派遣德谟斯提尼率领72 艘战舰运来8000名增援士兵,但这只是为最后的决战增加叙拉古人的荣耀。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总共大约40000名雅典士兵的这支远征军,全军覆没,除了死亡的,最后被俘虏的有7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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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远征

尼西阿斯和德谟斯提尼两位主将,战败被俘后,也被叙拉古人处死。德谟斯提尼来之前的另外两位主将,亚西比德被受操纵的雅典公民大会残害而流亡叛国,投靠斯巴达,出谋划策,助其进入西西里,成为雅典劲敌,由此成为雅典在西西里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拉马卡斯则在到达西西里不久就阵亡;最后只留下了反对远征的尼西阿斯一人指挥战局,他向来备受称道的谨慎、正直与温文尔雅等美德,在严酷的两军对垒中,全都悲惨地成为了雅典军队失败的直接因素:谨慎变成了犹豫不决、缺乏决断,正直变成了缺乏谋略,温文尔雅变成了缺乏军纪和治军权威。

西西里远征的耻辱失败,不仅使得雅典从此一蹶不振,最后被斯巴达征服,而且也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那个时代民主制度的严重缺陷——西西里远征这个案例充分表明了当时雅典民主制并没有像样的政治决策能力,也没有充分议事的习惯。至少在那一时期,雅典民主制在一定程度上堕落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里所批判的群氓甚至暴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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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民主并非一劳永逸

其实,从民主通往自治的道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伴以惊涛骇浪甚至波诡云谲并非难以理解。远如古希腊,近代英法美,当代如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时常翻转的历史巨轮,并没有给民主一劳永逸的忘忧散。民主作为实现自治理想的一条通道,或者民主自身即成其为一种人权,在怎样的状态下才是良性的,才是能够成功到达自治的桥梁,远比争论民主本身好不好这种陈词滥调更重要。

美国历史学家珍妮弗·罗伯兹在其《审判雅典:西方思想中的反民主传统》一书中认为,西方思想界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长期存在着贬低雅典民主的传统,而这恰恰是在民主政治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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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弗·罗伯兹的《审判雅典:西方思想中的反民主传统》

然而,无论是高抬还是贬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民主并非如胡适之先生反驳专制独裁论者时讲的“民治是幼稚园政治”那么简单——否则就不应该有那么多新老民主制度翻船的故事。而雅典的民主,由于是当时世界上罕见的政治制度(不过在地中海沿岸并不罕见),其原生性也决定了缺乏可借鉴的外来经验,因此,在政治实践的筚路蓝缕中,实践者被沿途荆莽围困、纠缠、扎伤,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从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记述中,可以大致看到,雅典公民大会所能讨论的问题,一则数量有限,二则能够发言的人数也有限(以法定最低人数6000人论,能够上台发言的人数比例少得可怜)。丹麦古典人口学家摩根斯·汉森的著作《德摩斯提尼时代的雅典民主:结构、原则与意识形态》提醒人们在阅读雅典民主史的时候,要注意区分集会式民主和代议式民主——也就是后世讨论极为激烈的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问题,如顾准先生《希腊城邦制度》一开篇就说过的,希腊城邦是一种城市国家,而不是领土国家,“实行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领土国家因为幅员辽阔就无法像城市国家那样实行直接民主制。汉森认为雅典公民大会上讨论的那些主题,通常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所以重大问题要获得充分讨论之后才付诸投票表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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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其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纪录为研究该段历史的重要一手资料来源。

至少在西西里远征这件事上,当时雅典民众受亚西比德的甜言蜜语蛊惑是不争的事实,至少在当时,并没有显著的事实表明雅典民主制有足够能力抵御煽动性和民粹性的政治蛊惑——即使是当代,民主政治要抵御这些东西也远非易事。而此前的公元前406年判处十将军死刑事件以及公元前399年的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事件,都意味着雅典民主制存在严重缺陷——大民主司法本身就是个严重错误。

民主要保证个体的自由和权利,须划定范围

民众情绪多变,不仅仅是近代以来勒庞等大众心理学家们研究的对象,古代的文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表示困惑。包括《裘力斯·凯撒》《科里奥兰纳斯》等多部戏剧中,莎士比亚都对此有深刻的艺术刻画,李维《罗马史》则讲过更多相关的故事,其中有一起特别值得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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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科利奥兰纳斯》第五幕,第三场,由Gavin Hamilton所绘,James Caldwell所刻。

事情发生在坎尼会战之后不久,公元前三世纪末的卡普阿,当时罗马因人民与元老院之间相互仇恨而骚乱不断,卡普阿地方首席法官(Chief magistrate)卡拉犹斯(Pacuvius Calavius)为了让双方和解,就召集元老们,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有可能会被暴民们杀死,也可能落入汉尼拔之手,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我可以解救你们,条件是允许我将你们关在宫殿里,并且授权人民可以处罚你们。议员们没别的办法,只好答应卡拉犹斯。卡拉犹斯将议员们关进宫殿后,就召集人民,对他们说,你们报复贵族们的时机已经到了,因为我已经把他们全关起来了,不过,我相信你们依然会需要政府,如果要杀死旧议员,就得选出新议员。接着,卡拉犹斯写下议员们的名字,装在一个瓮里,当着民众的面逐一抽出这些名字,每抽出一个名字,他就要求民众选出一个新议员,表示以代替这个即将被杀掉的旧议员。于是,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每当卡拉犹斯抽出一个名字的时候,便众声喧哗,人们对这些议员非常愤恨,但当卡拉犹斯要求大家选举替代者时,先是一阵寂静,后是有人怯生生提名,接着被提名者就被其他人炮轰,七嘴八舌,无法定夺,每一个被提名者都遭遇了这样的结果。于是,人们发现他们虽然厌恶眼前的议员,但他们也无法选出他们不厌恶的议员,于是集会散去,惩罚元老院议员的事也就此作罢。人民和议员也因此获得了和解。

正如勒庞、霍弗、卡内蒂等大众心理研究者所揭示的,民意非常不稳定,不同人的动机和目的各异,产生的后果也相差很大,因此他们都得出过类似的结论,群氓行动的道德水准往往非常两极化,关键看谁掌握并且引导它。这也导致了民意所具有的偶然以及偏执效应问题。上述卡拉犹斯案例中,倘若主导局面的不是卡拉犹斯,而是法国雅各宾统治时代的圣鞠斯特或罗伯斯庇尔,估计元老院议员会被杀得一个不剩。

汉森讲到西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制中已有一些预防煽动性和遏制集体性歇斯底里的制度,但这在西西里远征时代尚未出现,晚到德摩斯提尼主政(Demosthenes,并非前文所说西西里远征时的援军指挥官德谟斯提尼将军,虽然同名)的前四世纪中期才出现了针对性的制度安排,比如,将立法权和司法权交到法律委员会和陪审员手中,法律委员和陪审员年龄都在30岁以上,并且宣过誓(见汉森上引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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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聚集到广场上实行自己的民主

应该说,民主之所以在很长时间里名声不佳,确实跟有缺陷的民主制度容易成为不良政客操纵民意的道具有关。在民主和民粹暴政或由民粹掩护的独裁暴政之间,常常缺乏经验意义上十分显著的分界。这也导致另一个现象,即有些专制历史悠久之地背负沉重的专制遗产,在民主实践的最初阶段往往缺乏经验,也缺乏正确的民主观念,将民主片面地意识形态化,而不是理念与技术并行,从而忽视具体制度的推敲与夯实,导致了制度演练的失败;这种失败引发了许多人对民主过早失去信心,将民主演练中的正常成败错误地当作对民主本身作出负面定论的依据。

正是因为这些复杂的原因,使得民主即使在许多杰出的推崇者那里,也变得态度十分暧昧。1835年,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第一次提出了政治学意义上的多数人暴政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民主制度的根基,即民主如何对待自由,以及民主如何使得自由通往自治与共和。民主只有在一个有限范围内活动,才能既确保个体应得的权利和自由,又能帮助个体的自由人联合成为共和的民主共同体,否则,它就会成为它自身的反面——当年雅典处死十将军以及处死苏格拉底都是十分典型的多数暴政现象。这个问题直接关涉具体民主制本身的优劣以及具体制度的精密度——频发多数人暴政的民主制必然是质量低劣的民主制,能否防止甚至消除多数人暴政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具体民主制本身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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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和《论美国的民主》

民主的希望与困惑

自治的目标决定了人们希望能够从民主中获得平等的保护,而不是伤害——哪怕那是平等的伤害也不行,因此,由民主制度所产生的公共权力就不能没有边界——这在政治实践史上成为英美派和欧陆派的最重要分野。然而,雅典时代的直接民主制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罗马法治时代也同样缺乏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直到最近400年,英美两国才逐渐完成了对权力设限的制度安排;而在法国,自18世纪末以来,迄今未能妥善厘定权力边界——从法国大革命到当今第五共和国,公共权力缺乏有效分衡与制约一直是法国政治的痼疾。

或许从最近数百年世界各国民主化历史中,可以理解1850年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惊呼,他在《当代小册子》(《Latter-Day Pamphlets》)里发问道:“民主,这个不可避免的巨大宿命物,在我们当今欧洲,它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普世、巨大而黑色的民主,它来自何方?它将何往?而这些又意味着什么?”

如所周知,卡莱尔一直讴歌自由,以及保障自由的民主,认为那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但他在满怀喜悦地迎接民主时,依然怀着几乎同样巨大的困惑,这段话中,他就用了“黑色”这个词形容民主。即使在卡莱尔发出惊呼百年之后的1950年代,民主已经几乎成为全球共同膜拜的政治教条,但人们对于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依然存在巨大分歧——以个人主义的政治观来理解民主和以集体主义政治观来理解民主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直到20世纪末,以1999年巴基斯坦发生军事政权更替民主崩溃为界——这通常被政治学家们视为当代民主衰退的标志性事件,随着新兴民主国家表现各异,民主给当代全球留下的与其说是更多的信心,还不如说是更多的困惑。

法国大革命的百年板荡警示后人,古希腊或近现代瑞士那样的直接民主,在当今世界已经难有广阔市场。直接民主只能局限于很小范围内,作为全局的代议制民主之基础组成部分而存在(那是选民真正行使民主权利的地方,即选举本选区议员),任何试图在普世的广土众民中实施直接民主的念头都蕴含着巨大的凶险——它可能会变成古希腊神话中的乌拉诺斯,专吃自己的儿女。

194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即纽伦堡审判的天才设计者),在“西弗吉尼亚州教育委员会诉巴尼特”国旗敬礼案中,有一段重申公权力无权干涉各种自由的经典判词,杰克逊大法官写道:“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和集会自由的权利以及其他基本权利,不能由投票表决,它们不取决于任何选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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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杰克逊,1941年至1954年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纽伦堡审判中担任美国的总检察官。

这一自由和权利观念清晰的表述,从法治意义上总结了贡斯当、托克维尔、伯林以来自由主义者关于两种自由及其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保护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正是民主的起点。当年,如果雅典的民主制能够保障亚西比德的基本诉讼权利,他就不必叛逃,而他是三位指挥官里最有决断力、最有国际眼光也最有纵横捭阖之外交才能的政治家……

再完善的民主制度也无法保证人们一定能幸免当年雅典人西西里远征那样的惨剧,但不断完善的制度,至少会尽可能降低发生那种惨剧的概率。毕竟人们活在盖然性,而不是必然性中。(作者:萧瀚;编辑:胡子华;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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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20世纪60年代末生人,浙江天台人。本科和硕士分别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曾任中评网执行主编。2004年至今任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从事宪政以及社会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曾在各种学术期刊以及大众主流媒体上发表过论文、散文、评论等上百篇文章,并在法律出版社出版过著作《法槌十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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